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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雨东:回眸在牛沐公社的岁月

来源:昌乐传媒网 时间:2017/8/22 16:01:20 作者:郝雨东 点击量:

  牛沐,这个西南山区乡镇,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句“牛沐钟声隐隐来”安丘人耳熟能详。我自一九六四年三月担任牛沐公社党委书记长达十四年之久,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片热土。

埋头苦干——

赢得了老百姓满意

  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天,一纸调令,把我调到牛沐公社担任书记。任职不久,县委领导跟我谈话说,县委要把牛沐列为青年班子点。不久,地委组织部刘宗绥科长、宣传部冯友敬科长和安丘县委组织部部长李洪金、县人事局局长王诺金率工作组在牛沐公社蹲点,具体指导工作。后来,县委书记刘永森也把这里作为他的联系点。县委把牛沐公社的班子作了大的调整,党委一班人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七岁,都卯足了劲想做出一番成绩来。作为带头人,我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当年,牛沐公社党委一班人参加集体劳动成为了一种风气。公社干部参加劳动,陶冶了情操,转变了作风,锻炼了意志,避免了瞎指挥,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深受群众欢迎。

  前些日子,当年曾在一起工作的公社公务员来看我,说起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件事。一九七六年夏天,他跟我到大盛村去检查生产情况,正好遇上村里沤肥,我边和社员们打招呼边干了起来。那时沤肥是“三合一”,树叶杂草、土、猪圈肥掺起来,加上水搅拌均匀,再用泥封起来发酵。搅拌主要是靠铁锨、锄头等,再不行就用脚踹。我看有的社员脱了鞋光脚进去踹,我也脱了鞋挽起裤腿就进去了。公务员看我进去了,没办法只好跟着我也进去踹,心里那个不得劲就甭提了。沤绿肥本来就是个和泥的活,再加上猪圈粪,又脏又臭,遇上石头碴还要划破脚,他感到别扭极了。我们干了一会儿,用水冲净脚后又到别处去了。走在路上,他还没有从刚才踹粪时的感觉中解脱出来,老想吐唾沫,说这种经历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在场的群众都伸出了大拇指。

  其实我们做事不用去多说什么,行动是最好的说教。那时牛沐公社的干部,就是靠与当地老百姓的同甘共苦,根植于群众之中,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博得了群众的拥护。

  实干出成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些做法经验,引起了上级关注,我们多次到地委和县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作介绍,并到附近有关县去交流,媒体也作过报道。特别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新华社记者在现场采访后,写了长篇通讯,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通讯全文如下:

手不离锄头肩不离粪筐的一班人

——安丘县牛沐公社党委带头参加集体劳动纪实

  山东省安丘县牛沐公社党委积极带领公社机关二十六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称他们的是“手不离锄头肩不离粪筐的一班人”。最近三年来,他们用勤劳的汗水,记录了光辉的历史:

  一九七三年,每人平均劳动一百五十天;

  一九七四年,每人平均劳动一百五十八天;

  一九七五年前八个月,每人平均劳动一百三十八天。

  在这里,从书记到一般干部,每人都随身带着锄、镰、锨、镢四大件和粪筐、粪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形成制度和习惯。

  党委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全社的二百五十四名大队干部也不示弱,一九七四年每人平均劳动二百五十天,今天一至八月份已干了一百八十天。劳动在全社干部中已蔚然成风。党委书记郝雨东说的好:“我们这些庄户干部,一天不干活,就觉得步不会迈,手无处搁,思想起空。可是一拿起锄头背起粪筐,心里就扎壮了。”

在劳动中出“点子”

  牛沐公社,位于沂蒙山区东北部,全社五万六千亩耕地,大都洒在山岭上。削开地皮十公分,就是硬梆梆的“青天烂”。解放前是“种一葫芦收两瓢”的穷山沟。解放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到文化大革命前,亩产量达到二百多斤。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九七○年全国北方农村会议以后,党委带领全社三万三千多人民,治理了“两岭一坡”,修起了大寨田三万亩,水库两座,扬水站八座,打机井七十眼,全社养猪每户达三头多,在土、水、肥上动了脑筋下了工夫,使亩产量增至五百三十斤。人们在回忆这段历程时,总是高兴地说:“这是党委郝书记出的好点子。”

  郝雨东同志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好点子都在群众中,只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瞅出来。”这位从二十四岁开始至今已干了十五年公社党委书记的同志常说:“当书记的坐着指挥不行,只有干着指挥才灵”。他介绍了自己坚持劳动,洗刷唯心精神,总结群众智慧,指导工作的生动实践。

  这个公社有三十六个生产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大都你追我赶,上得挺快。但是五个生产大队,迟迟不前成了“坠脚”。郝雨东决心要揭开这个谜,就从田家楼大队入了手。这个大队,十年来粮食总产减了十七万斤,吃统销粮十四万四千六百斤,向国家贷款八千元。郝雨东同志组织了这个片的五名大队支部书记、主管会计和公社干部共二十人的工作组,带着进了村,二话没说,就和社员一起干起活来。社员们看见他们天天抡锨舞锄汗流满面,就亲切的围上来说知心话,把大队的事情自己的要求一古脑儿都说了出来。在劳动中调查的情况准确真实。原来这个大队长期落后是因为部分干部大搞“资产风”,不参加劳动,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老郝放手发动群众,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调整了领导班子。这使群众满意,革命生产很快就跃了上来。老郝又把这个“点”子拿到其余四个大队去推广,效果都很明显,促进了全社工作的平衡发展。以后,县委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推到全县去,改造了一批后进大队。

  牛沐公社地多人少,搞大寨田速度多年没解决。一九七二年郝雨东在牛沐大队蹲点劳动,发现这个大队在秋种即将结束,秋收刚开始的时候,就组织专业队在北岭上搞大寨田。郝雨东暗自思忖:多年来劳力吃紧无法办,他们这种“抓抢茬促顺茬”,重点解决主要矛盾促进解决其他矛盾的办法,可真是个“好点子”。于是他总结了牛沐大队的经验,肯定了四个好处,即动手早、气候好、功效高、质量强。第二年把“四好”变成“五早”,实行思想早发动,规划早制定,物资早准备,政策早落实,行动早下手,促进全社一冬搞大寨田八千亩,比往年提高三倍多。连续干了三年,全社的大寨田加原来的达到了三万亩。群众说:“这种抓了大坷垃(整土)促了大地瓜(秋收)的办法好。”后来这个办法被推广到全县,对加速农田建设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件事是推广李家院庄养猪积肥的经验。这个大队早就实现了“一人一猪”,是一个猪多粮多四年增产千斤粮的先进单位。但经验一直推不开。为什么?郝雨东同志曾认为“牛沐公社山穷地薄粮食不多,实现一人一猪没把握,一度低估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带着这个问题,到李家院庄蹲点劳动,发现这里对养猪有丰富的经验。他们春种甜菜,夏畦地瓜秧子,秋种胡萝卜,再加其他庄稼秸杆、树叶等,完全可以解决饲料问题。他的思想解放了,在全社大力宣传李家院庄的养猪经验,几年的工夫全社每户平均养到三头半。保证每亩小麦施肥六十车,解决了多年来缺肥的问题。去年,他们这条经验又被地、县推广了。几年的巨变,也使牛沐公社成了地、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这几个硬仗打胜了,是改变牛沐公社面貌的重大转折。群众夸老郝有一肚子好点子,领导威信越来越高。老郝却通过这些事实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坚持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反映,看到工作中的问题,学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把工作做到家。从此他参加劳动也更自觉了。

粪筐一上肩 当官不像官

  牛沐公社的干部都懂得,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还存在着。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缩小和贫下中农的差别,当贫下中农信得着的庄户干部。这里说一说党委委员、武装部副部长李连福“三背粪筐”的故事。他在尚庄大队蹲点劳动,去年干了一百二十多天,今年上半年干了一百一十八天,仅拾大粪就三千多斤。他第一次开始背粪筐,思想斗争很激烈,心里想背,又怕人笑话,怕说装样子,结果背到肩上没走出院门就搁下了。第二次下决心背出大门口,一背又觉得脸红心跳,身上出汗,心想不如等明天早晨趁人们未起床时背出门,结果又放下了。这时他就思忖,社员背粪筐那么自然,我为什么三番两次背不出门呢?他意识到这是高一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头脑中作怪,这种思想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想到这里他勇气来了,第三次背粪筐迈出了大门。从此以后,他粪筐不离肩,群众说老李“粪筐一上肩,当官不象官”了。粪筐冲掉了他头脑中的脏东西,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

  牛沐公社党委,青年干部占多数。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同志特别注意从开始就不脱离劳动,以实际行动批判“官比民高”的旧传统思想,使自己永葆革命青春。青年常委张保兰是从城市随全家来牛沐安家落户的女知识青年。自打当了干部以后,从不停止一天劳动。今春在大官庄大队浇小麦返青水,不顾天冷水冰,赤脚下水堵口子。麦收期间一天到晚埋在坡里,手上起了泡,从不叫苦。社员劝她说:“保兰啊,你是领导,又是从城市来的女同志,不能和俺一样拼,累坏了身子可了不得。”小张听罢心想:正是因为我当了领导,又是从城市来的,更应当参加劳动,缩小同农村的差别,决不能拿人民的权力讲安逸。她在各项农活中都是泼辣辣的干到前头。贫下中农说她不象干部,倒像是一个“庄户闺女”。

  农村并不是缺干部这几个劳力,俺是把劳动当成防止懒、馋、占、贪、变的措施。党委委员张步田深有体会地说:“靠劳动远一分,离‘修’字就近一寸,长期不劳动,就好逸恶劳变修正主义。”老张的深切体会是来自他的劳动实践的。他在龙王庙大队蹲点劳动,看到贫下中农起早贪黑,满腔热情的建设社会主义。他反躬自省: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我领着工资,吃着国家的粮,与贫下中农有很大差别。基于这种思想,他严格要求自己,穿的不讲排场,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巴;住的不讲条件,在社员的炕上靠小行李过冬;吃的不闹特殊,从不喝群众一滴酒;工作上艰苦奋斗,改造了后进队,当年增产二百多斤粮食。去年老张又到东田庄蹲点劳动,一天天很冷,干完活,保管员送去一瓶酒,老张立即叫他拿回去。今年古历正月初三,老张守着一碗清炒白菜吃饭,房东大娘嫌他正月里不见肉,送他两碗带肉的菜,他一筷子也没动。他这样的行动,使大队的干部、群众都深受感动。参加集体劳动是使干部思想革命化的大熔炉。劳动使公社的二十六名干部都变的脸黑油油的,手硬梆梆的,精神面貌大变样。活像一群庄稼汉,成了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这个公社有个牛家沟大队,是“三依靠”单位。前几年,党委曾派干部去解决,但看看转转,没有找到落后的根子。后来派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张乐勤同志去蹲点。他和群众一起拾粪,一起推车,一起挑担,重活脏活抢着干,把心和群众贴到一起。在群众的帮助下,他弄清了大队里存在的问题,揪出了搞破坏的人,刹住了“资产”风,整顿了领导班子,社员齐心协力学大寨,改变了落后面貌。张乐勤在劳动中熔炼了自己:经常鞭策自己,去年劳动二百一十八天,今年上半年已干了一百二十天,拾粪六百多斤。他不断用“四比”的方法来激励自己前进。贫下中农称他是“贴心人,好干部”。还说:“牛沐公社的干部都是属爆竹的——个个咣咣响,都是好样的。”

贵在坚持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几年来的实践使公社党委体会到;要经常,就不能吃老本,干干停停、停停干干,而是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劳动“忘掉”、“挤掉”、“扔掉”,要自始至终干到底。

  对于劳动一阵子,还是劳动一辈子,党委常委孙日海体会很深刻,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村,扑下身子劳动,努力改造世界现,党培养他当副社长,后来思想生了锈,思想在退步,一度想到林场、水库找个轻差事干。一九七○年新党委成立后,他分到大官庄蹲点劳动。过去推小车像行云流水不算啥,这回驾起把来左右摇摆,不一回就放了急汗。当天手起泡,腰酸疼,活象生了一场大病。他想,为什么三十来岁正当年,干起活来如此困难,他察觉到自己真的变了,几年不干了,手上的老茧退净了。再和许多老贫农一比,觉得自己的思想倒退的太危险了。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是对广大干部多么大的关怀和爱护。从此,他又拿出了当年那股劲,白天黑夜和社员一起干。一次脚受伤,拄着拐棍上坡整地。他脸又黑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干劲。

  党委副书记李学贡同志,是个慢性肠炎病号。党委建议他住机关便于治疗,他却到了西田庄大队蹲点。他每晚十二点睡觉,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下坡,不少时间一天三餐吃在坡里,从不知道节日、星期天怎么过。麦收前,这里突然遭到雹灾,把即将到口的小麦打成了“乱麻”,地瓜、黄菸、棉花只剩下了光杆。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吃不下饭,连夜带领干部查看灾情,研究救灾措施,发动群众抗灾。一连七、八天他没睡一个囫囵觉,没吃一顿应时饭。由于劳累,慢性肠炎更厉害了,他坚持带病不下火线,群众看到他消瘦的身体,拖他回去休息,他总坚持在第一线上,挺着腰板,带领群众以大寨人“五不倒”精神,战胜了灾害,虽每亩减产一百二十斤小麦,但群众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麦收后,群众劝他回公社休息一下,他却又带群众到西岭大灭草荒。社员说:“老李啊,你身体不好,少干点大家都会体谅你。”老李却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光靠群众体谅照顾过日子,身体不好正好通过劳动锻炼的健康些。”

  在牛沐公社,还到处流传着“三次电话催不走尚永山”的生动事迹。党委副书记尚永山同志,两年来带领着五百人的队伍,大战白石岭扬水站工程。他采取学习深入到群众去学,会议深入到基层去开,工作深入到下边去干的“三深入”办法,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劳动。去年劳动了二百六十天,今年头八个月干了一百六十八天。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光着膀子与民工一起抡大锤、打钎子、修渡槽、搬石头、打暗洞抢钻头,样样苦活险活都有他。今年春天,他先到了工程量大的六号渡槽参加劳动。完成后又到工程复杂的五号渡槽参加劳动。在五号渡槽上,他和民工一起研究了将养护水泥的时间提前,充分利用模板的办法,提高工效一倍多。五号渡槽修完,他又到了三号渡槽劳动。就在这时,家里打来了电话,说爱人长“胆囊炎”,要他回去,他回答是先找大队的赤脚医生看看再说。不几天,二次电话催他回家,他给家寄去二十元钱,仍坚持在工地上。后来,爱人的病很重了,又来第三次电话催。可是,老尚没把个人家务挂在心上,正在考虑三号渡槽的事。原来,民工反映三号渡槽是“洋式”的,用料费工多,不坚固。老尚就把民工的意见和施工员一起研究,最后决定修改设计,将原来的跨度七十米长改为四十米,这一改,节省了二百七十八方石料,三十八吨水泥,五千七百个工日,时间提前四个半月,而且坚固耐久。工作研究好了,加上家里又不断捎信催老尚回家看看,他这才回家一趟,来回仅用了三天,群众都说“老尚迷在工地上了”。

修路架桥——

拓宽了致富之路

  牛沐公社位于安丘县的西南边,有3.3万人,5万亩耕地,山区、丘岭、涝洼各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较差。西面有龟山、黑山、七宝山,与临朐县的白塔公社(后划归为昌乐县)接壤;东南有大安山、房家官庄山和朱家官庄山,与南郚公社相连;北有大汉河,与昌乐县高崖公社为界;南与郚山公社隔河相望。中间南北向横跨一条大盛岭,岭东有鲤龙河,岭西有大盛河,自然形成了岭东与岭西两大板块,造成交通条件极为落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出门就爬坡,过河要赤脚;

  要想群众富,先建桥和路。

  为了尽快改变交通不便影响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公社党委专门成立了路桥指挥部,对全公社应修建的道路和桥梁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设计,然后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制订了具体规划和措施,本着先急后缓的原则,组织专业队具体实施。

  首先打通大盛岭,解决东西贯通问题。公社历届领导班子都认识到了不打开大盛岭,牛沐的交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要彻底解决,都愁没资金和投劳(力)太多,因此,采取了凑合的办法,先后修了三次。

  第一次,考虑到公社机关在大盛,社直业务部门在牛沐,首先在大盛岭顶上修了大盛至牛沐的一条五米宽的土路,这条路虽然近一些,费工少一些,但是上上下下,弯弯曲曲,下雨到处有积水,好几天不能走人,用了没有几年时间,大家一致认为非改不可。

  第二次修路,选择了从大盛至岭东徐家庄、再从徐家庄到牛沐,从岭东走平路的方案。这个方案经过的岭地虽然只有一公里的路程,但坡度较大,不下挖,只从岭上修条路,还是不解决问题。路修通后,就是汽车爬上去也要冒黑烟,步行走上去大喘气、出一身汗,没听说有谁骑自行车能爬上去的。解放后,有人从大盛到坊子煤矿雇马车拉煤,因东边坡度小,到了岭上向下看,坡陡沟深,吓得停下不敢走了,叫上人驾着马车才把煤拉下来。第二年又去雇车拉煤,雇车的人怕马夫不敢来大盛,故意把地点说成是代(大)城(盛),还是雇的上年那个马车,当到了岭上时,那个车夫停下不走了,知道受了骗,气呼呼地要把煤卸下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娘的,大盛不叫大盛,叫代城,还是那个地方。从此,再没敢来大盛运煤的马车了。

  第三次修路向北移了一千米左右,这个地方坡度小,土多石少,投工投钱少,容易开通,同时,既照顾了去牛沐,也方便了去鲤龙河以东的娄家庄和东南山十几个村庄出行。经请示县里,给我们拨来了炸药钱,我们将任务分到了各大队,公社干部分片包干靠在工地上,开展红旗竞赛活动。那年冬天特别冷,最低温度零下17度,施工一天也没停,大战了两个多月打通了大盛岭。这条路不仅能通汽车,骑自行车也跟在平地上差不多了。干部群众无不拍手叫好,有的人从大老远来专门走走新路是什么感觉。公路通了后,经请示,县里同意将在牛沐的公社其他部门全部迁到公社驻地——大盛。

  有路就必有桥,我们共修了四座桥:

  ——鲤龙河上的两座桥。安(丘)牛(沐)公路经过的鲤龙河窦家庄子需要修一个大桥。这条河发源于太平山,水大、流的急,带沙多,平时汽车到这里经常陷在沙窝窝里出不来,一下雨汽车根本就不能跑,每天只有一班客车,一停运就是几天,去安丘八十里路,全靠步行。尤其是牛沐供销社和粮管所的货运不来,直接影响供应,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经过研究,我们采取了民办公助的办法完成了这座桥的修建。紧接着,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建了牛沐前河大桥。这样以来,就使安一牛公路延伸到了安丘县最西南山里的郚山公社驻地。从此,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能畅顺的通车了。

  ——大盛东河桥。公社机关往东五百米有一条大盛河,常年有流水,社员上东岭干活必须脱鞋趟水过去,群众要求建桥的呼声很大,光等上边出钱建是不可能的。经研究,我们从社办工业里拿出部分钱,由公社组成的基本建设专业队承建。历时三个月,这座桥就建成了。

  ——汶河大桥。高崖水库下游山北头的汉河,南岸是安丘,北岸是昌乐,多年来一直没有桥,水库渗漏的水近两个流量,来往的人无论冬夏,都必须脱鞋卷裤腿,推小车的要有人帮驾,不然根本过不去,对两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里是一九四三年解放的老区,要求建桥的意见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但上面一直没有表态,光靠两个县吆喝是建不成的。一九六五年秋,昌潍行署专员刘勇来牛沐公社检查指导工作时,我们向他提出修建汶河大桥的事,他当场表示同意。回去后,专门派了分管的副专员孟千里带着技术员进行实地勘测。之后,地委批给了牛沐公社七万元钱,并指示由我们出工建桥。我们采取专业队与歼灭战相结合的办法,公社机关干部与部门干部职工轮流去参加劳动,不分白日黑夜,轮流作战,不到两个月,就在那里建起了一座滚水桥(后又修了高桥),极大促进了两县农副产品的交流,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出行。

  在以上四座大桥建成后,我们按照规划好的方案,先后修建了大盛—白石岭、大盛—丁家沟、大盛—牛沐、大盛—娄家庄、大盛—房家官庄、大盛—山北头、大盛—孟家庄子等乡村公路,使90%以上的村庄能进马车、拖拉机和汽车,彻底解决了像山区村房家官庄的樱桃因交通不便运不出来而烂掉的问题。同时,还修了多条连村公路和环山公路。这样一来,人们不仅外出方便了,就是上山干活、运肥、种庄稼也大大省心了。要想富,先修路,通过一系列的规划和整改,畅通了牛沐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兴修水利——

解决了落后面貌

  在牛沐的几年里,我们党委一班人紧紧抓住农田基本建设这个龙头,全力改变牛沐公社的生产条件。

  ——整地改土,变“三跑田”为“三保田”。牛沐公社山丘、平原、涝洼地各占三分之一,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多,造成农业生产低而不稳,发展迟缓。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大搞整地改土、兴修水利,彻底改变生产条件,建设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实现稳产高产,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总结了“五早”经验,即思想早发动、规划早制订、政策早落实、物资早准备、行动早下手。

  思想早发动,就是针对干部群众对搞农田基本建设存在的怕苦、怕累、怕难的思想,层层召开会议,学先进、找差距、摆问题,查原因、订措施,深入广泛的进行思想发动,由要我干变成我要干的自觉行动,上下形成共识,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打好思想基础。

  规划早制订,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适合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搞一刀切,不盲目蛮干,通过实地勘测,制订科学规划,防止前干后否,造成劳民伤财。

  政策早落实,就是有些大型工程几个大队干不了的,由公社统一组织,抽调专业队,公社补助部分粮食和钱,坚持常年干。对于受益小的单位,采取“工换工,逐年清”的办法(就是今年我帮你干,明年你帮我干)。对于中型工程,片自为战,由受益的几个大队联合起来干,回家吃饭,自吃自。对于小工程队各自为战。兑现不了的部分,就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了。

  物资早准备,就是对搞农田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工具、机械、炸药、石料等物资,提前准备好,兵马不动,粮草先行,不能等下手干了才去准备,造成被动。

  行动早下手,就是针对“三秋”生产结束之后“松一口气,歇一歇”的思想,及早提出上马搞农田建设的时间和要求,促着快收、快种、快人库(完征购任务),不等“三秋”生产全面完成,就组织劳力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剩下的零活由半劳力和妇女劳力去完成,我们把这种工作方法总结为“抓呛茬促顺茬”、抓主要矛盾促次要矛盾。

  实践证明,“早”字当头有四个好处:即早上马,搞的多;气候好,于活不受罪;工效高,干一天等于入冬后干两天;质量强,好天干的工程比天冷了干的工程质量有保证。用群众自己的话说,这种抓了大坷垃,促了大地瓜的办法好(即抓农田建设促秋收秋种)。

  四年的时间,仅整地改土,“三跑田”变“三保田”就由一九七○年的八千五百亩,增到了三万亩。时任省委书记白如冰视察现场后,大加赞扬,在全省的会议上推荐了我们的做法;时任地委领导史秉廉、魏坚毅带着各县的县委书记现场参观和指导;县委在牛沐召开了全县二十五处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议……

  因地制宜、大修水利是我在牛沐公社期间投人精力最多、一直紧抓不放、工作最为突出的一项百年利民工作。我们针对大安山北面的尚庄片五个大队山陡、沟多、水流急的实际,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修了三百万立方水的尚庄水库,既挡住了泥沙流失,又解决了部分农业用水和人畜饮水的难题;在汶河、鲤龙河和大盛河沿岸适合打机井地带,我们成立了机井队,新打机井七十多眼;在高崖水库下游的山北头大桥西面,截流引水,保证了山北头、大官庄、大盛等三千亩农田的自流灌溉。

  大盛岭以西有二十六个村庄、一万八千人、一万五千亩耕地属于“青天烂”麻岗岩,水资源极度匾乏,既怕旱又怕涝,农业生产效益低而不稳,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一九七二年,高崖水库下游的昌乐、临朐、安丘三县几个村庄的部分群众到水库上访。省委派出工作组进行了调查处理,认为修水库占了老百姓的田地,而老百姓却收不到效益,便决定给牛沐公社九十二万元,在水库南岸的白石岭建一座三级扬水站,并将滑轨一直伸到水库底。

  一九七三年,由安丘县水利局规划设计,牛沐公社组织实施,成立了指挥部,由我和副书记尚永山分别任正、副指挥,采取水利专业队常年施工、秋冬季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历经六年(包括下游渠系配套建设),于一九七八年全面竣工。扬水站共修渠道十五公里,其中六个渡槽全长三百米,一个长约一百五十米的隧洞,渠道断面尺寸宽1.2米、深1.6米,总装机容量200千瓦,扬程53米,三级提水,流量每秒0.8立方米,计划水浇面积1.5万亩,最有效灌溉面积是寺坡大洼,经过深翻整平,形成渠系配套的五千亩丰产方。从而使昔日的“寺坡、窦坡,地脉浅薄,不出人物才子,光出大脚老婆”的脊薄地,变成了涝能排、旱能浇的稳产高产田,既改善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又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同时,我们结合水利建设,大抓植树造林,将适宜树木生长的荒山。荒沟、路边都栽上了树。《人民日报》在头版登了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介绍了我们的做法。

抓工业项目——

迈向粮钱强社

  长期以来,我们公社干部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都习惯了只抓粮不抓钱。

  在当时的牛沐公社,社办工业只有一个服务性的农修厂,生产大队只有一个加工性的作坊项目,真正赚钱的工业几乎空白。究其原因是,我们既怕抓了工业占土地、占劳力挤了农业,犯方向路线错误,又怕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经验而搞不好赚埋怨,不如搞农业保险。那时授奖单位都是高产穷队,年终公布分配方案时,重点看谁粮食产量高,谁的社员口粮分的多,分钱的事基本不提,有点钱也都被集体开支了。有的说“社员是社冤,辛辛苦苦干一年,只分口粮不分钱。”公社财政是“空城计”,干部的工资、行政事业开支全由县财政拨款,公社会计只拨弄个空账。

  一九六八年,我仍旧担任革委会主任,为此我怀着十分激动和感恩的心情,急于大干快上,尽快摆脱贫困,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以实际行动报答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脑子里开始萌发了抓工业上项目、粮钱一齐抓的念头。我们的做法是在保证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悄悄转变观念,坚持粮钱一齐抓、两项指标同时上。我带头跑济南、去潍坊联系项目要设备,但没有钱办不成。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前,昌潍行政公署批给我们7万块钱建山北头汶河上的滚水桥,由于公助民办,公社出义务工,节省下九千元还存在银行里。这事只有我和公社会计知道,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给我找罪名时大放厥词:“公社穷的连写大字报的纸都没钱买,这都是你搞的好?”幸亏保密,否则这钱早就没了。我们用这钱作铺垫,派人外出联系项目。

  第一个派出去的人是运输管理站站长辛任吉,他恰巧在北京住的饭店里赶上正在召开的全国造纸业会议。经过仔细了解,得知造纸要用玄武石加工的纸滚子,正巧我们公社的大安山上产玄武石,而且南部公社正在那里开矿搞加工。这个项目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辛任吉见此马上写了广告贴在走廊里,介绍了我们公社矿石加工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搞这个项目)。没想到这竟变成了现实。四川省乐山市造纸厂的业务员找上门来,与辛任吉签了定货合同。辛任吉回到公社汇报之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派人出去学,一边请人进来教,昼夜突击,按期完成了交货任务,公社石矿厂由此诞生。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我们抓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更大了。牛沐公社白石岭的重晶石和莹石储量很大,经过设计后,公社在矿附近交通方便的山北头办起了重晶石粉碎厂,产、供、销一直很好,年纯收入达二十多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收人。公社有钱了,花起来也方便,主要是不用再写申请向县里要钱了(当时申请资金非常困难)。在当时安丘县的二十五处公社中,牛沐公社第一个买上了农用汽车,第一个买上了黑白电视机。

  尝到了搞工业的甜头,大家的观念也随之转变了,思想也好统一了。在工作中,我们研究农业问题的同时也研究工业,部署农业工作的同时也部署工业。牛沐公社工业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先后办起了玄武石矿、重晶石粉碎厂、砖瓦厂、化工厂、服装厂、农机修造厂、水泵厂、艺品厂等八个工厂,这些企业赚来的钱不仅解决了公社行政事业开支,多大部分都修了路、建了桥、搞了水利,牛沐公社成了当时县里的四强工业公社之一。

  我在牛沐整整工作了十四年,她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道路、水库和大桥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历历在目。我觉得,在这十四年里,我没有枉费时光,我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这里,曾经留下了我奋斗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在我人生的履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今年四月,由于思乡殷切,我有幸约到了曾在潍坊工作多年的大盛籍好友辛禄升,在安丘任职的好友王洪洲,好友辛如杰一起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故乡——大盛(以前的牛沐公社已经迁到了大盛),党委书记代锋军陪同我故地重游,感慨良多。我依恋着这个地方,眷恋着这里的人,思念着那些艰苦的岁月。(作者系山东省昌乐县政协原主席)

昌乐传媒网 编辑: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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